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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是立足我國資源稟賦、確保能源安全的重要戰略舉措，是建立具有強大新型能源體系、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支撐。今年將如何推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又將如何加快建設新型能源體系？圍繞相關問題，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進行深入解析。

綠見大勢

實現“雙碳”目標，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勢在必行。

【資料圖】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加強煤炭清潔高效利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我國要推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和技術研發，加快建設新型能源體系；國家發改委在日前國新辦舉行的“權威部門話開局”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上也透露，今年要重點做好“穩定煤炭生產供應，加強清潔高效利用”工作。

作為著名煤炭開采及瓦斯治理專家、煤與瓦斯共采理論主要奠基人，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學校長袁亮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強調，能源革命，不是單純革化石能源的命、革煤炭的命，關鍵是要發揮好煤炭兜底作用，處理好化石能源與新能源的關系，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深化能源革命，通過結構之新、技術之新、利用之新，建設新型能源體系。

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取得顯著成效

“面向國家重大需求，我國在積極探索煤炭清潔高效利用上取得了顯著成效，2022年在煤炭消費量增長4.3%的情況下，單位GDP能耗卻下降了0.1%，有力地保障了國家能源安全，支撐了經濟社會發展。”袁亮表示，我國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清潔煤電體系，煤炭原料化利用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大幅減少了低效散煤利用。

北京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院長、教授王兆華告訴本報記者，在煤炭開采方面，由傳統的高生態損害模式逐漸走上智能化、綠色化的發展之路。在燃煤發電方面，煤炭清潔高效利用走在了世界前列，二氧化硫、煙塵和氮氧化物排放總量減少到峰值時的6%左右，排放強度為各國煤電最低值，隨著高參數大容量超超臨界燃煤機組的自主研發和制造，我國已建成全球發電能效最高的燃煤機組。此外，現代煤化工無論是產業關鍵技術還是核心裝備自主化研制均取得了重大突破。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二級研究員董鎖成用一組數據向本報記者展示了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成就：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煤耗十年下降超過50%。我國每千瓦時火力發電標準煤耗連續下降，2020年比上年下降0.6%，2021年比上年下降0.5%，2022年比上年下降0.2%。我國原煤入選率從2015年的66%提高到了2021年的71.7%，煤炭洗選技術和裝備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我國清潔高效燃煤發電技術處于世界領先水平，2021年全國煤電裝機占比達46.7%，發電量占比約為60%。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閔慶文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新技術、新工藝研發與推廣應用，使污染物排放下降，推動了清潔生產；煤炭利用過程產生的廢棄物資源化利用，降低了碳排放量。

山西是我國煤炭產量最大的省份，中國宏觀經濟智庫聯盟專家、山西省發展改革委二級巡視員武東升對我國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取得的進步感受頗深，他向本報記者說，近年來，我國清潔生產水平顯著提升、煤炭智能化開采加快推廣、燃煤機組超低排放改造大規模實施、現代煤化工產業鏈逐步完善、碳捕集利用封存技術（CCUS）迅速發展。

煤炭清潔高效利用仍面臨挑戰

“燃煤發電整體效率仍有提升空間、碳排放總量大。”在王兆華看來，雖然2021年底我國超臨界和超超臨界機組占比超過50%，但煤耗偏高的亞臨界機組和大量小型機組依然占比近半，煤電行業平均度電煤耗約為302克，與先進國家的270克左右仍有差距。此外，我國煤炭碳排放占化石能源碳排放的70%以上，煤炭利用效率、煤電機組超低排放改造、CCUS容量擴張等仍有很大提升空間。

閔慶文舉例說，我國原煤入選率雖已提高到70%以上，但仍低于發達國家水平；燃煤發電效率偏低、碳排放量大；煤炭作為原料進行清潔轉化的產業技術有待進一步提升和優化；低階煤分質利用技術尚不成熟。

董鎖成也表示，目前我國仍存在燃煤利用率低、排放污染嚴重和技術裝備落后的不足，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科技支撐不足，基礎研究相對薄弱，關鍵核心技術相對落后。煤炭清潔轉化能力不足。煤炭仍然是節能減排和實現“雙碳”目標的重點及難點。

武東升認為，下一步，煤炭全過程清潔高效利用需要進一步深化拓展，洗選加工環節精細化和智能化程度有待進一步提高，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技術裝備支撐需要進一步加強，煤炭與新能源協同發展亟須加快推進。

“必須解決‘兩個問題’，挖掘‘一個潛力’，持續推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在袁亮看來，一是解決好煤炭消費結構進一步優化的問題。在目前煤炭消費結構中，供暖供熱（鋼鐵、水泥、有色、建筑供暖、散煤燃燒等）的煤炭占比仍為20%左右，其能源利用效率低、碳排放和污染控制難度大。

二是解決好煤炭科技創新能力亟待提升的問題。亟待建立圍繞煤炭燃料發電、現代煤化工兩大利用方向完整配套的采、選、碳捕集、固碳技術體系，并實現先進技術的推廣應用。

三是解決好煤炭與新能源多能互補、潛力挖掘的問題。可靠的消納能力是新能源高效安全利用的前提，而在諸多的調峰方法中，火電是最廉價、強大的調峰形式。同時，廢棄礦山綠色資源開發利用作為“新型能源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可為“源-網-荷-儲”系統建設提供支撐。

促進煤化工產業高端化低碳化方向發展

2023年應該如何進一步推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和技術研發？袁亮認為，應抓好四個方向：一是站在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高度調整和優化煤炭科技戰略。以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重大專項為牽引，布局國家級科研項目，聚焦核心技術與裝備，鼓勵開展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基礎理論與關鍵技術攻關。

二是加強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新技術創新的工程示范。推進煤電機組節能提效升級和清潔化利用、開展煤電機組供熱改造，加快實施煤電機組靈活性改造；開展燃煤煙氣碳捕集與封存技術攻關，突破“煤炭清潔燃燒+CCUS”成套技術等。

三是加大煤炭清潔高效利用顛覆性技術的布局攻關。在近零碳排放煤炭發電新技術、新型煤化工技術、煤基特種燃料、煤基生物可降解材料、煤基碳素新材料、煤系共伴生資源綜合利用、煤層原位采-選-充-電-氣-熱一體化開發技術、深地甲烷-CO2原位高能利用技術等方面，要做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探索的大文章。

四是提升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國際合作水平。加強煤炭利用領域的基礎研究以及煤炭與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領域的交叉融合，推進煤炭領域工業互聯網建設，加強煤炭與新能源、氫能、儲能技術、智慧能源的協調創新與國際科技合作。

閔慶文建議，加強法律保障與制度建設；加強技術研發和推廣應用；制定促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財政補貼、稅費、貸款支持等政策；鼓勵煤化工轉化與新能源耦合發展；優先選擇工業余熱、熱電聯產、地熱等方式替代煤炭分散燃燒等。

王兆華也表示，要制定促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法律制度保障與財稅激勵政策；加強前瞻性、先導性煤炭利用技術研發與應用；建立綠色現代煤化工產業鏈，重點推進其與可再生能源耦合發展。

在武東升看來，要建立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技術研發、應用和推廣示范機制，解決先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技術產業化應用過程中的障礙。

董鎖成指出，國家需要大力推進煤炭利用全領域及相關領域“企業循環、產業循環、區域循環和社會循環”的四層循環經濟模式，推進生態設計、清潔生產以及全生命周期循環發展，提高煤炭及其相關行業生態效率；優化煤炭洗選企業布局，積極提升煤炭分散燃燒清潔化水平，推動煤炭與新能源融合發展；強化法律對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保障作用；加強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新興關鍵技術研發，突破“卡脖子”技術瓶頸，促進煤化工產業高端化、低碳化方向發展。

新型能源體系體現為“三新”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加快建設新型能源體系’，不是新能源體系。”袁亮強調，所謂新型能源體系體現為“三新”，即能源結構之“新”、能源技術之“新”、能源利用之“新”。

袁亮表示，由傳統能源占主導，逐步推進新能源替代，直至轉變為非化石能源占主導，能源結構發生新變化。煤電與風、光、水、氫等能源的多能互補、協同增效，促進可再生能源的安全消納。

“要發揮火電廉價、靈活、強大的調峰作用，提升煤電機組靈活性，建設分布式現代化智能電網，迭代升級儲能技術，依托能源工業互聯網大數據平臺，建設‘源-網-荷-儲’一體的新能源體系。”袁亮指出，能源清潔低碳轉型、新型能源體系構建得到國家政策支持，同時提高能源綜合利用手段方法，基于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統籌，電、冷、暖能形式能量協同，逐步提升多種清潔能源綜合利用效率，倡導節約、智慧能源方案等得到重視，能源利用不斷走出新路。

閔慶文認為，新型能源體系的“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能源體系建設的低碳化與綠色化，實現清潔生產。二是能源體系建設的多元化，通過大力發展氫能等高能量密度能源以及以水電、風電、光電等為重點的可再生能源，走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道路。

在武東升看來，能源低碳轉型是構建新型能源體系的旗幟方向，能源系統效率提升是新型能源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創新發展是新型能源體系建設的強大動力，完善能耗“雙控”與碳排放控制制度是新型能源體系建設的關鍵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