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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納迪亞·穆拉德講述了她從ISIS的折磨之中逃脫，并蛻變為人權活動家的非凡經歷。2014年8月，納迪亞·穆拉德和其他雅茲迪婦女的家鄉、位于伊拉克北部辛賈爾的克丘村(Kocho)遭到ISIS的襲擊，她們也隨之被綁架。與納迪亞一同被綁走的還有她的姐妹們，而她則在戰火中失去了六個兄弟以及她的母親。納迪亞·穆拉德在今年和剛果(金)的婦科醫生德尼·穆奎格(Denis Mukwege)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下是來自她的自傳《幸存的女孩：我被俘虜、以及逃離伊斯蘭國的日子》(The Last Girl: My Story of Captivity and My Fight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原書由Virago出版，中譯本由臺灣時報文化出版)的選段。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納迪亞·穆拉德

奴隸市場在夜間開放營業。我們能夠聽見樓下武裝分子們登記和排隊時發出的喧鬧聲，當第一個男人走進房間時，所有的女孩都開始哭嚎。場面簡直就像是爆炸現場一般。我們像受了傷一樣呻吟著，在地上打滾、嘔吐，但這些都無法阻止武裝分子們。他們在房間里來回踱步，在我們尖叫和求饒的時候盯著我們。他們先被長得最漂亮的女孩們吸引住，問到：“你幾歲了?”然后端詳起她們的頭發和嘴巴。“她們是處女，對吧?”他們這樣問守衛，后者點點頭并說：“當然啦!”——就像王婆賣瓜的店主一樣。接下來這些武裝分子開始肆意地撫摸我們，他們的手在我們的胸和大腿上隨意活動，我們就跟動物似的。

當他們在房間里來回走動，挑選女孩，并用阿拉伯語或者土庫曼語發問的時候，場面一度相當混亂。

“安靜!”他們不停朝我們大吼。“閉嘴!”但他們的呵斥只會讓我們叫得更大聲。要是有武裝分子看上我并不可避免地會帶我走的話，我也絕不會讓他輕易得逞。我嚎叫著，瘋狂拍打他伸出來摸我的雙手。其他女孩也同樣會這么做，或是在地上把自己蜷縮起來，或是窩在她的姐妹或朋友們中間以求保護。

當我還躺在那里的時候，另一個人走到我們面前停了下來。他是一個高級軍官，名字叫薩爾萬(Salwan)，他和另一個來自哈丹(Hardan)的雅茲迪女孩一起來的，他把她帶到這里，順便尋找她的替代品。“站起來!”他說。我沒有聽他的，他就踢我。“你!穿粉色外套的女孩!我說了讓你站起來!”

他的眼睛深深地陷在那張肥大的臉里頭，看起來完全被頭發蓋住了。他看上去不像人——他像是一頭野獸。

攻打(位于伊拉克北部的)辛賈爾(Sinjar)并把女孩們帶走當作性奴并不是貪得無厭的士兵們自作主張的事情。ISIS早就對此有所計劃：他們將如何來到我們的家中，如何衡量一個女孩的價值多寡，哪些武裝分子配得上作為獎勵的“薩巴亞”(sabaya，“薩比亞”Sabiyya的復數形態，這里指的是性奴)，哪些人則得掏錢等等。他們甚至在印刷精良的宣傳刊物“Dabiq”上面大肆討論薩巴亞，以此來吸引新兵加入。不過ISIS并非如他的成員們所想象的那樣具有原創性。在歷史上，強奸一直都是戰爭中經常出現的手段。我從未想過我會和盧旺達的婦女們有何共同之處——在此之前，我甚至不知道世上有一個叫盧旺達的國家存在——而如今，我卻在至為糟糕的事情上和她們聯系在了一起，那就是作為戰爭的受害者，這簡直難以啟齒，而在ISIS攻打辛賈爾的16年前，沒有人因為這些慘劇而被起訴。

在樓下，一名武裝分子正在登記“買賣”，他把我們的名字以及帶走我們的士兵們的名字一一寫了下來。我想到我會被薩爾萬帶走，他看上去太強壯了，他可能輕而易舉就能徒手把我碾碎。不管他做什么，也不管我如何反抗，我都不可能掙脫開他。他聞起來就像臭雞蛋摻著古龍水的味道。

我看著地板，看著從我面前走過的武裝分子和女孩們的腳，還有腳踝。在人群中，我看到了一個男的穿著一雙涼鞋，腳踝瘦骨嶙峋，就像女人的足部一樣，我根本無暇思考，直接撲到了那雙腳上，開始乞求。“求求你，帶我走吧，”我說，“你想干什么都可以，我不想跟這個大塊頭走。”我也不知道為什么那個瘦子同意了，但他又看了我一眼，然后轉過身去對薩爾萬說：“她是我的了。”薩爾萬也不跟他爭。那個瘦子是摩蘇爾(Mosul)的法官，沒人不服從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問我。他說話的腔調很輕柔，但絕非善類。“納迪亞。”我說，然后他就到了登記臺前。登記臺前的工作人員好像立馬認出了他是誰，然后就開始記錄我們的信息。他跟對方說了我們的名字，工作人員一邊記錄著——“納迪亞，哈吉·薩勒曼(Hajji Salman)”——當他說出我這位買主的名字的時候，我想我能感覺到他的聲音有一絲絲顫抖，好像很害怕的樣子，這讓我開始擔心是不是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

……

納迪亞·穆拉德最終逃脫了。她從伊拉克偷渡出境，并在2015年作為難民前往德國。一年后，她開始投身呼吁保障人權的社會活動。

2015年11月，在ISIS占領(我的家鄉)克丘的一年零三個月之后，我離開德國前往瑞士，去那里參加聯合國少數族群論壇并發言。那是我第一次在這么多人面前公開談論我的經歷。我想告訴他們所有的一切——因為脫水而死去的兒童們，至今仍被圍困在山上的家庭，成千上萬被囚禁的婦女和兒童們，以及我的兄弟們在大屠殺現場所見證到的一切。我只是成百上千萬雅茲迪受害者中的其中一員。我居住的社區早就被沖垮了，大家作為難民在伊拉克以外的地方生存著，而克丘則依然處在ISIS的統治下。發生在雅茲迪人身上的不幸實在是太多了，這個世界有必要認真聽一聽到底發生了些什么。

我想告訴他們的是，目前他們做的還遠遠不夠。我們應該為伊拉克的少數群體建立安全庇護區;應該控告ISIS——從領頭人到那些支持其暴行的公民們——以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行;并且應該解放辛賈爾。我必須告訴所有聽眾，哈吉·薩勒曼強奸了我幾次，還要告訴他們我見證過的所有虐待行為。如實地告知這一切是我做過的最艱難的決定，但同時也是最為重要的決定。

當我讀著我的演講稿時，我顫抖了。我盡可能保持冷靜，我講述了克丘是如何淪陷的，以及像我一樣的女孩們是怎樣被帶走充當性奴的。我告訴他們，自己如何被強奸，如何被反復毆打，以及最終如何逃跑。我跟他們講述了我被殺死的兄弟們。講述自己的故事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講一次，你都要重新再體會一遍。當我講到我被強奸的那個檢查站，或者是當我躺在毯子下時哈吉·薩勒曼的鞭子劃過的那種感覺，又或者是當我尋求向鄰里發送求助信號時所看到的摩蘇爾昏暗的天空，我就像被帶回到那些時刻中重溫一切恐懼一樣。其他的雅茲迪人也會被帶回到這樣的記憶中去。

我講述的故事是完全真實并實事求是的，它是我用于對抗恐怖主義的最佳武器，而我也打算一直把它握在手上，直到那些恐怖分子們被扭送到法庭上接受審判為止。目前為止，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們，尤其是穆斯林宗教領袖們都需要站出來，保護那些被壓迫的人們。

我的發言很簡短。說完這段經歷之后，我并沒有停止發言。我告訴他們，自己不想當什么演說家。我跟他們說，每一個雅茲迪人都希望ISIS會以種族滅絕罪行遭到審判，而且他們有能力去保護世界上的弱勢人群。我還告訴他們，我想盯著強奸我的男人們的眼睛，看著他們被審判。更重要的是，我如是說，我希望自己會是世界上最后一個有過類似經歷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