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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猛發展，2021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14萬億元，人均GDP約80976元。在全球化面臨重大轉折的時代，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面臨缺乏新動力的問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經濟增長目標為5.5%，已經明顯低于以前的增速，保增長壓力較大，政府工作報告同時提出了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挖掘經濟增長新動力的思路。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0年我國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三新”經濟增加值已經占到GDP的17.1%，而且增速遠高于傳統經濟。如何發揮數字經濟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就成為理論研究和政策決策非常關心的問題。

數據信息影響現代經濟增長

數據信息是如何影響現代經濟增長的呢？

首先，降低市場進入門檻，降低決策成本。

企業決定是否進入市場時，需要支付一定的進入成本，這個成本主要用于了解現有的市場供給和需求情況，如進行行業需求調研、成本分析等，這一成本的大小高度依賴于企業對于市場信息的掌握程度。均衡時，進入成本會等于企業對進入市場的預期收益，當進入成本下降時，會降低市場進入壁壘，活躍市場進入，有利于更多企業家精神的發揮和消費者福利的提高。這一機制對于已經進入市場的企業在決策是否繼續留在市場時同樣適用。數字經濟時代，大數據提供的市場信息，使得企業對需求方和供給方有更為全面的了解，能夠顯著降低市場進入門檻和是否退出市場的決策成本。

其次，促進企業自我發現，提高優勝劣汰的概率，加速資源流通速度，優化資源配置。

經濟能夠持續增長的動力在于資源能不斷流向效率更高的生產者，以產生最大的產出。讓優秀的企業做大做強，讓低效的企業盡快退出，這是市場“看不見的手”調節資源配置的精髓。企業在剛進入市場時，并不完全知道自身的生產率水平以及在本行業的真實地位，大數據能使企業加速自我發現，再結合企業對市場信息的迅速獲取，就能很大程度上提高退出概率，加速資源重組，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和質量。

最后，細化分工，擴大先行優勢。

大數據時代，信息集聚使得分工進一步細化，分工的細化會擴大產品種類，以滿足不同消費者的差異化需求。而產品種類的大規模增加會使得行業內部的產品替代彈性相對上升，一種產品的價格小幅下降會對相關產品的需求產生較大的沖擊，行業的自然壁壘上升。因此，在位企業如果能較好地利用先行優勢，降低平均成本，提高行業進入壁壘，就能夠在市場競爭中占據更為有利的地位，改變現有的市場結構，擴大市場份額，提高壟斷地位。

揚長避短，加強規制建設

中國經濟規模龐大，發展數字經濟有著天然的優勢，過去十多年數字經濟也的確得到很大的發展，在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未來需要進一步揚長避短，加強規制建設，更好地促進數字經濟發展。

其一，發揮大國大數據優勢，促進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就是資源能夠流向最有效率的生產組織者，而傳統經濟中，資源流動面臨很大的信息壁壘；數字經濟時代，豐富的信息則能夠大大降低市場的不確定程度，使得資源以更快的速度流向正確的地方，促進經濟增長。基于大數據的數字經濟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核心在于規模經濟，而這對于中國這樣市場規模巨大的國家尤其有利，這是中國發揮本土市場效應，在新的全球化模式中獲得競爭優勢的關鍵。數字經濟時代，應更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強人才儲備，加強理論創新，培育市場環境，發揮大國大數據優勢，促進經濟發展。

其二，數據與信息的產權界定。

一旦數據成為生產要素，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資產，必然具有資產的諸多屬性，比如產權界定、資產定價等，這都是現階段政策制定需要深入討論的問題。產權界定是其他所有資產屬性的前提，平臺、企業、個人如何對個體信息及個體信息集合進行收集、加工、交換等，這些都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支撐體系。這個問題對世界各國均是新問題，中國應該利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先發優勢，加強和完善立法體系，促進數字經濟更快更好發展，在新一輪全球化中占得先機。

其三，關于生產組織模式變化的思考。

傳統經濟中，企業和個人是最為核心的市場主體，而這種模式在數字經濟中很可能要發生變化。以共享為基礎的平臺經濟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平臺、企業和個人成為核心的市場主體。由此將帶來一系列的新問題。例如，平臺、企業和個人之間市場力量的非對稱性，以及由此帶來的權益分配；共享資源的大規模增加直接沖擊關于企業邊界的思考，這會催生一系列法律問題和經濟問題。面對這些新現象，需要有產業組織理論的創新，更需要有相關政策法規的不斷完善。

其四，關于規制的思考。

整體而言，大數據信息顯然能夠改善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增長，提高社會福利。但是也應該看到，大數據福利效應背后有著非常強的分配效應。交易成本下降和規模經濟上升越來越容易形成“贏者通吃”的局面，而且隨著分工的細化，產業內的產品替代彈性上升，使得自然壟斷程度不斷提高，這顯然不利于社會經濟的長遠發展。面對這一局面，中國應該加強制度建設，尤其是要完善關于產業規制的制度，盡量發揮大數據促進經濟發展的福利效應，而在盡量不損失效率的同時，不斷解決相關的分配問題。中國現階段與壟斷有關的產業規制還非常不完善，這方面的理論研究也都非常缺乏，今后應該高度重視這個問題。

傳統經濟中，基于獨有產權的生產要素生產獨有產權的產品，通過產品的流動來實現要素流動，改善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增長。在這一模式中，資本和勞動是最為核心的生產要素，一個國家的發展是基于特定的資本和勞動，組織生產，并通過產品流動來實現的。而數字經濟時代，一般勞動的可替代性不斷上升，從原有物質資本和技術中抽象出另外一個生產要素——數據在生產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可以預期，基于特定要素生產的產品流動將不再是全球化的核心，而金融資本流動將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的關鍵。這將是一個劃時代的變遷，物質資本不再那么重要，勞動力資本也不再那么重要，大數據和金融資本將越來越重要。與大數據和金融資本相關的數據產權、貨幣主權、思想創造等將重構現有的經濟體系。各經濟體的競爭將會越來越趨向服務水平和創新能力的競爭。在這一背景下，大數據資產、貨幣去中心化、國家企業化、企業國家化等新問題、新現象將成為學術界和政府決策越來越關注的主題。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教授）